故事讲述野鸟一次又一次被捕鸟人抓住、贩卖、放生，在有限的自由里挣扎求存。女人在男人主导的社会中求生，不由自主的命运同样可怜。自小跟着阿嬷在山林长大，常常看鸟儿飞翔、被抓、被放生、死亡，直至一天母亲接他到城市的公寓同住。在局促不安的城市中与母亲相依为命，但母亲也不过是一只渴求爱却受尽伤害的野鸟。为了生活，她当上伺候男人的「酒店妹」；为了爱情，她承受暴力遍体鳞伤。山林的氤氲困住飞鸟，城市的哀号囚禁灵魂。自由只是假象，世界终究是个更大的囚笼，母子也不过求片刻安身。
《野雀之诗》如同一首带着痛感的散文诗，将镜头对准了被生活困在褶皱里的人。影片最让人触动的，是它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——七岁的涵涵跟着阿嬷在山林长大，见过野鸟被捕捉后关进笼子又放生的循环，也见过妈妈阿梅在不同男人身边辗转时眼里的光与暗。这种视角像一层薄纱，既保留了孩童特有的澄澈，又让那些成人世界的无奈与挣扎显得更刺目。
阿梅这个角色太真实了，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弱者”，却总在命运的夹缝里求生存。老板送玩具时的温柔、租公寓时的慷慨，让她误以为找到了依靠，甚至在儿子面前也藏不住那种带着讨好的甜蜜。可当男人露出本性时，她的慌乱与不甘又那么明显——想挣脱，却舍不得那点虚假的温暖；想放手，却发现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游安顺的表演克制而精准，把一个被生活磨平棱角的女人演活了：她在夜市里强颜欢笑，在出租屋里对着镜子发呆，每一个动作都带着底层人特有的笨拙与坚韧。
导演施立没有刻意煽情，而是用一种近乎冷峻的节奏推进故事。山林里的野鸟与城市里的人形成奇妙对照：鸟儿被捉走又放生，看似重获自由，实则可能再次落入陷阱；阿梅不断搬家、换男人，以为能逃离过去，却总在同一个泥潭里挣扎。这种循环感在片尾达到高潮——当涵涵又一次目睹妈妈的选择时，镜头从他迷茫的脸上慢慢拉远，仿佛在说：有些枷锁，从一开始就刻在了命运里。
电影最戳人的是对女性处境的凝视。阿梅遇到的每个男人都声称要给她家，却没人真正在乎她的感受——他们欣赏她的外表，享受她的陪伴，唯独不愿接纳她的过去和伤口。就连那个短暂的“一家三口”时光，也不过是男人一时兴起的游戏。这种物化不仅来自陌生人，更来自社会对单亲母亲的偏见：仿佛一个女人带着孩子，就注定要依附于某种“保护”。
《野雀之诗》没有给出答案，甚至没留下明确的希望。但正是这种留白，让观众记住了那双盯着窗外飞鸟的孩子的眼睛，记住了阿梅在暴雨中抱着儿子奔跑的背影。就像片尾曲响起时，我们突然明白：所谓诗意，从来不是粉饰苦难，而是在满地碎片里，看见光曾经存在过的痕迹。